古罗马时期是古典时期西方文明的巅峰阶段，在由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共同掌握国家实权的共和时代，罗马完成了对亚平宁半岛乃至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征服。可以说共和时代是古罗马文明对外扩张最为迅猛和成功的时期，远胜于此前的王政时代和后来的帝制时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罗马从共和制度步入帝制的呢？这需要从罗马共和国后期，其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从“农本”到“商本”，社会结构剧变

自从公元前510年，罗马人驱逐了最后一代国王小塔克文以来，就进入贵族共治阶段。此时的罗马大体依然属于城邦的概念范畴，罗马人也不过是拉丁族群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自此以后，历经劫难，罗马共和国先后征服了其他拉丁族群（拉丁战争）、台伯河北岸的伊特鲁里亚族群（比如维爱战争等）、亚平宁山脉中的萨姆尼特族群（几次萨姆尼特战争），并在向南兼并希腊人殖民城邦的过程中取得了对皮洛士（希腊半岛伊比鲁斯国王）的胜利，基本统一了亚平宁半岛。此后为了争夺对西西里岛的控制权，罗马共和国又与北非强国迦太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并先后爆发了三次布匿战争，并成为最后的赢家。

事实上，在统一亚平宁半岛的过程中，罗马人曾在丢失过自己的城池（即高卢之役）；后来攻打希腊城邦他林顿时，亦是屡败于皮洛士之手；甚至在已经取得制海权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腹地还是遭受了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肆虐，军队屡遭重创。然而最终罗马人还是挺了过来，并将对手全部击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较于迦太基、希腊等势力，罗马的地缘文化有着本质区别。由于早期受制于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封锁，罗马形成的是一种以农耕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其对土地的欲望要大于追求商业利益的海洋文明国家（比如希腊城邦、伊特鲁里亚城邦以及迦太基），然而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罗马人的社会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剧变。

由于商业贸易带来收益的速度远胜于农耕，罗马在取代了迦太基成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主以后，其社会经济中的海洋商业贸易成分也随之急剧增长，从而改变了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此前的罗马军队是由农民组成的，所以不论是在纪律、忠诚度上都要高于由雇佣军组成的希腊、迦太基军队。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贫富差距加剧，土地的集中度也越来越大，这就导致在迦太基和马其顿这两个罗马最强大敌人消失以后仅仅十几年时间，罗马就已经不再拥有农民阶层了。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工作的农民，原先都是拥有公民权的军队预备役群体。如此一来，罗马社会就陷入了一场危机当中，其军队机制也因预备役的萎缩而面临动员能力不足、战斗力下降的境地。

日耳曼族群南迁，引发外部地缘压力

事实上，当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池之中以后，流民问题就已经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危机。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缓解这些拥有公民权的人心中的戾气，罗马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发放免费面包和角斗士娱乐活动，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调控，然而这些政策终究治标不治本。于是，公元前133年至前121期间，时任罗马执政官格拉古兄弟先后进行土地改革，即“格拉古兄弟改革”，但终究因为上层既得利益者的反噬而遭受清洗。这说明，在未能遭受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一股势力即便其内部再糜烂不堪，其变法改革的阻力也是十分巨大的。一场成功的改革宛若逆天改命，没有一个合适的机遇是无法实现的。

公元前105年，促使罗马上层决定做出改变的外部压力终于出现了，这一年罗马军队在外高卢地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而他们的敌人是一个崭新的族群——日耳曼人。在日耳曼人南迁之前，凯尔特人（包括高卢人）是罗马共和国北部疆界所面临的主要畜牧族群，然而随着全球气温的下降（公元前600-元年，其中前250年为最低谷），盘踞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中欧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人开始南迁侵入凯尔特人的领地。有史可查最早的一次日耳曼部落南下发生于公元前200年左右，即巴斯塔奈部落南迁。这个时间点，也与匈奴族群从漠北草原开始南迁和壮大进程差不多。当公元前118年前后，日耳曼人已经侵扰到多瑙河中游平原南部地区（大致在喀尔巴阡盆地中部）时，终于和罗马人发生了军事冲突。双方在一个叫做诺里亚的地方发生了战争，此时早已外强中干的罗马军队惨败，指挥官仅带着少数人逃出，近乎全军覆没。

后来，随着日耳曼人逐渐西移，公元前109年罗马又动用了四个军团北上阻击，再度惨败。不仅如此，震撼于日耳曼人的强势和罗马人的不堪一击，曾受罗马威慑而长期不敢妄动的凯尔特族群也变得不安分起来，公元前107年，巴伐利亚高原西南部（即今天瑞士地区）的一支凯尔特部落——提古林尼人也开始不断南下侵扰其罗马共和国起来，并很快迎来了罗马人的报复。只不过，当罗马人集结了两个军团大约1万多人前往瑞士高原征讨之时，遭受的却是惨败的结局。最终有4000多人投降了对手，并被迫从“轭门”（三根标枪扎成的拱门，需弯腰通过）下面挨个钻出。这一系列的失败，最终迫使罗马不得不做出改革，而此时刚刚取得北非朱古达战争胜利的罗马统帅马略，也因此成为万众所归的人物。

“马略军改”与帝制雏形

当时罗马共和国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军事力量的羸弱，而马略又恰恰是凭借战功奠定的权势，因此他也就选择从军事领域发起改革。不过在马略军改取得成效之前，罗马人的劫难并未结束。公元前105年，已经取得北非朱古达战争胜利的罗马集结了8万兵力和4万战备辅助人员，企图歼灭南侵的日耳曼部落和他们的凯尔特同盟者。双方最终在阿劳西奥爆发战争，最终因前期部署失当、内部权力关系未能厘清等因素而全军覆没。经此一役，元老院的半数成员也随之湮灭，既得利益群体元气大伤，为马略军改的进一步深化创造了条件。

不同于当年的汉尼拔，日耳曼人并无征服罗马的打算，这给了罗马人以喘息之机。为了迅速提升战斗力、解决预备役不足等问题，马略决定采用募兵制取代征兵制，一方面通过提供给养、薪金，并量化服役年限使得军队职业化，另一方面则开始招募没有公民权的同盟城邦居民在军队中承担辅助职责。由于取消了经济限制（征兵制由于是自备武器、补给，所以无地农民难以胜任），罗马的后备军事力量大增，战斗力也急剧增强。只不过，此时的罗马军队效忠的对象早已从国家意志转变为向自己发放薪水的将领。

当然，即便如此，职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依然远胜于雇佣军，所以许多将领和政客（元老和执政官）开始打起国家的旗帜要求麾下军队替自己效命。正因如此，马略去世之后，以武力夺权的苏拉第一次让罗马出现了无任期限制的独裁官，这一转变将共和性质的罗马向帝制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后，即便苏拉主动放弃了最高权力（他是有机会成为罗马帝国开创者的），历史的大趋势也已经无法改变了。后来，在经历了凯撒、克拉苏、庞培、安东尼等人的激烈角逐之后，屋大维最终成功登顶，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确立了罗马帝国。

综上所述，罗马共和国原先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凭借农耕社会经济结构建立起一套强劲的军事体系，并通过一系列战争最终将地中海囊括成为自己的“内湖”。然而自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罗马社会经济中的商业贸易成分占比急剧攀升，其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军事实力出现下降。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格拉古兄弟相继发动改革，却先后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噬，直到日耳曼族群因气候原因南迁至罗马边境线附近，并发生了激烈冲突，最终罗马惨败。在遭受外部地缘环境冲击之后，罗马开始马略军改，将征兵制改为募兵制，从而促使统帅个人权力与国家意志的合流，为罗马从共和时代迈向帝制时代做出了关键一步。